疼痛的隐形贫困——中国中低收入地区疼痛疾病谱、治疗落差与政策突围的报告

1. 摘要

本报告旨在系统性地揭示和分析中国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疾病谱、治疗可及性与服务质量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的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一套旨在缩小疼痛健康鸿沟、实现疼痛管理服务公平可及的政策突围策略。报告的核心目标具体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描绘差异。通过整合最新的学术研究、官方调查数据和权威媒体报道，本报告将详细描绘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疼痛疾病谱上的“镜像”现象，即前者以疼痛症状为主要报告，而后者则以高血压、糖尿病等确诊慢性病为主，并深入剖析这一差异背后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健康认知水平等深层原因。第二，剖析落差。报告将全面审视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治疗方面面临的多维度落差，涵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疼痛专科人才培养、镇痛药物可及性、患者就医行为及社会支持体系等多个方面，力求呈现一幅立体、全面的“治疗落差”图景。第三，提出对策。在深入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报告将聚焦于“政策突围”，结合国家深化医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观背景，从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创新、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药物管理以及患者教育等六个维度，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为改善中国中低收入地区疼痛患者的生存状况贡献智慧。

2. 引言：疼痛的隐形贫困——一个被忽视的健康不平等议题

2.1 核心概念界定：“疼痛的隐形贫困”

“疼痛的隐形贫困”是一个深刻揭示中国城乡及区域健康不平等的复合性概念。它并非仅指经济层面的贫困，而是指一种在疼痛健康管理领域，因系统性资源分配不均、服务能力差异和认知水平差距所导致的、相对发达地区而言的“健康贫困”状态。这种贫困是“隐形”的，因为它常常被更宏观的经济数据或笼统的健康指标所掩盖，其真实影响未能得到充分正视。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核心维度：首先是疾病谱的“贫困” ，即中低收入地区居民因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其疼痛症状往往源于未被及时诊断和治疗的潜在慢性病，导致疾病谱呈现出与发达地区截然不同的、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特征。其次是治疗可及性的“贫困” ，表现为基层医疗机构疼痛诊疗能力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镇痛药物可及性低，使得患者即便知晓病情也难以获得有效、规范的治疗。最后是认知与支持的“贫困” ，即患者普遍缺乏科学的疼痛管理知识，受传统“忍耐”文化影响，同时社区层面缺乏有效的康复与支持体系，导致疼痛问题长期被忽视、被误解，最终演变为影响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的沉重负担。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公众的视线从单纯的收入差距引向更深层次的健康服务差距，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并解决这一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2.2 报告背景：世界镇痛日与中国疼痛管理现状

本报告发布于2025年世界镇痛日，其背景是全球范围内对疼痛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以及中国在这一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根据2024年世界镇痛日发布会公布的数据，中国慢性疼痛患者已超过3亿人，且每年以1000万至20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疼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严重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的第三大健康问题。这一庞大的患者群体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给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与照护负担。然而，与这一严峻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疼痛管理体系建设仍显滞后。国家疼痛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樊碧发指出，尽管疼痛科收治的患者数量逐年攀升，但高达68.7%的患者集中在三级医院诊疗，这凸显了基层医疗机构在疼痛管理能力上的严重不足。此外，2024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关注疼痛的性别差异”也提醒我们，疼痛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个体化特征，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特别是中低收入地区的疼痛管理现状，探讨其面临的独特困境与突围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是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积极响应。

2.3 报告目标与结构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报告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界定核心概念，阐述报告背景与目标。第二部分将重点分析中国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疼痛疾病谱上的显著差异及其成因。第三部分将深入探讨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治疗方面存在的多维落差。第四部分是本报告的核心，将系统性地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政策突围路径，涵盖宏观改革、基层建设、人才培养、医保创新、药物管理和患者支持六大方面。最后，报告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和政策行动发出倡议。

3. 中国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疼痛疾病谱的显著差异

3.1 城乡疼痛疾病谱的“镜像”现象

在中国，城乡之间在疼痛及相关慢性病的自我报告上呈现出一种显著的“镜像”现象，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居民健康问题的差异化表达。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分析，研究者发现，城市与农村中老年人群自我报告的慢性疾病类型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疾病真实发病率的不同，而是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鸿沟的直接体现。这种“镜像”现象不仅是一个流行病学特征，更是一个社会健康公平性的警示信号，它表明在缺乏有效基层卫生服务的地区，居民的潜在健康问题以一种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疼痛——表现出来，从而掩盖了背后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3.1.1 城市地区：以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为主

在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中老年人群的自我报告疾病谱主要以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s）为主。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城市居民相对较高的健康素养和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城市居民通常拥有更规律的体检习惯，能够更早地发现和诊断这些通常无明显疼痛症状的“沉默杀手”。例如，一项针对中国城乡慢性病患者的研究显示，拥有定期体检习惯的 urban patients 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此外，城市地区医疗资源丰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型医院能够提供系统的慢性病筛查、诊断和长期管理服务。因此，当城市居民报告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时，这通常意味着疾病已经被确诊并可能正在接受规范化治疗。这种以代谢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反映了城市地区疾病管理模式的成熟，即通过早期诊断和干预，将潜在的健康风险转化为可管理的慢性病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疾病进展而引发的严重疼痛或功能障碍。

3.1.2 农村地区：以胃痛、关节痛等疼痛类症状为主

与城市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群自我报告的主要健康问题并非高血压或糖尿病，而是胃痛、关节痛等具体的疼痛类症状。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薄弱、居民健康意识相对不足的直接后果。由于基层医疗机构诊断能力有限，许多农村居民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慢性病筛查，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显著低于城市。因此，这些潜在的慢性病在进展过程中，其并发症或相关症状，如糖尿病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疼痛、高血压导致的头痛，或是因长期劳作引发的关节退行性病变，便成为患者能够感知并主动报告的主要健康问题。一项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也证实，慢性疼痛在老年人群中极为普遍，患病率高达41%至57% 。这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疾病谱，实际上是一种“诊断鸿沟”的体现，即真实的疾病负担被掩盖在疼痛这一表象之下，反映了农村地区在慢性病早期发现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巨大短板。

3.1.3 客观发病率相似性与主观报告差异性的矛盾

城乡疼痛疾病谱“镜像”现象的核心矛盾在于，尽管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客观流行病学调查上显示出相似的发病率，但他们在主观报告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疾病谱。北京大学副研究员马晓晨的研究明确指出，从客观的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这些慢性病在城乡的发病率并无显著差异，但农村人群的自报率却远低于城市。这一矛盾深刻地揭示了“诊断鸿沟”的存在。在城市，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得这些慢性病能够被及时识别和诊断，居民在自我报告时能够准确地报出病名。而在农村，由于缺乏有效的筛查和诊断服务，许多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只有当这些疾病引发出具体的疼痛症状时，他们才会将其作为健康问题报告出来。因此，农村居民的“胃痛”和“关节痛”很可能就是未被诊断的糖尿病并发症或高血压相关症状的表现。这种主观报告的差异性，并非反映了疾病本身的不同，而是反映了城乡之间在基本卫生服务可及性、疾病知晓率和治疗率上的巨大不平等，是“疼痛的隐形贫困”在疾病谱层面的最直观体现。

3.2 区域间疼痛相关健康维度的差异

除了城乡差异，中国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在疼痛相关健康维度上也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根据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分析报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在“疼痛/不适”这一健康维度上存在问题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这进一步印证了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问题上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区域性的差异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揭示了国家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西部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在应对疼痛问题方面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较高的疼痛发生率，另一方面是更为薄弱的医疗服务能力，这使得疼痛问题在这些地区更容易演变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的长期困扰。

3.2.1 西部农村居民“疼痛/不适”问题比例最高

数据显示，中国西部地区居民在“疼痛/不适”维度上存在问题的比例最高，其中又以农村地区的情况最为突出。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疼痛/不适”维度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报告有问题的比例高达12.8%，而西部城市地区为14.3% 。尽管西部城市的数据略高于农村，但考虑到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远低于城市，农村居民的疼痛问题可能因缺乏有效诊疗而被低估。这一高比例的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和利用水平。其次，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居民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疼痛诊疗服务。最后，西部地区居民可能更多地从事重体力劳动，这增加了肌肉骨骼系统损伤和慢性疼痛的风险。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部地区，尤其是其农村腹地，成为中国疼痛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构成了“疼痛的隐形贫困”在地理空间上的核心地带。

3.2.2 东部城市居民“疼痛/不适”问题比例相对较低

与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居民在“疼痛/不适”维度上存在问题的比例相对较低。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该维度上报告有问题的比例均为11.1%，不仅低于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异。这一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医疗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这使得居民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包括疼痛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其次，东部地区医疗资源丰富，拥有大量高水平的医院和疼痛专科，能够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治疗选择。此外，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普遍较高，对疼痛问题的认知更为科学，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医疗帮助，而不是选择忍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东部地区的疼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也相对更高。东部地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医疗体系建设的协同进步，是有效缓解疼痛问题、提升居民健康福祉的关键路径。

3.3 疼痛疾病谱差异的深层原因分析

中国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疼痛疾病谱上的显著差异，其背后隐藏着复杂而深刻的系统性原因。这些原因超越了单纯的个体健康行为，指向了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认知等多个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巨大差异，这直接导致了“诊断鸿沟”的出现，使得疼痛成为未被满足医疗需求的“显性信号”。同时，城乡居民在健康意识和疾病认知水平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理解这些深层原因，是制定有效政策、弥合治疗落差、实现疼痛管理公平性的前提。

3.3.1 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异导致的“诊断鸿沟”

城乡及区域间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巨大差异，是导致疼痛疾病谱“镜像”现象和“诊断鸿沟”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副研究员马晓晨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村居民自我报告的慢性病发病率低于城市，并非因为实际发病率低，而是由于基本卫生服务可及性差，导致了疾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低下。在城市，居民可以方便地获得定期体检、慢性病筛查和专科诊疗服务，因此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能够被及早发现并确诊。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设备简陋、药品短缺、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提供有效的慢性病筛查和诊断服务。因此，许多农村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只有当这些疾病引发出具体的疼痛症状时，他们才会将其视为一种“病”。这种“诊断鸿沟”使得疼痛成为了一种“替代性诊断”，它既是潜在慢性病的信号，也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直接后果。这种系统性的差异，使得疼痛问题在中低收入地区呈现出一种“显性化”的特征，而背后更广泛的慢性病负担则被掩盖和忽视了。

3.3.2 健康意识与疾病认知水平的城乡差距

除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城乡居民在健康意识和疾病认知水平上的差距，也是导致疼痛疾病谱差异的重要因素。城市居民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接触健康信息的渠道更多，对疾病的认知更为科学和全面。他们更倾向于将高血压、糖尿病等视为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并主动寻求医疗帮助。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相对薄弱，对疾病的认知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有没有症状”的层面。一项关于癌症筛查的研究发现，农村患者健康意识薄弱是导致其早期诊断率低于城市的重要原因。在疼痛问题上，这种认知差距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农村居民可能将慢性疼痛视为衰老或劳累的正常结果，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而未能意识到这可能是某种潜在疾病的信号。这种“忍耐文化”和对疼痛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们延误就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此外，对镇痛药物的误解和恐惧，也使得许多患者即使就医也不愿接受规范的药物治疗，从而加剧了疼痛的困扰。因此，提升全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地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是改变当前疼痛管理困境、实现从“被动忍耐”到“主动管理”转变的关键一环。

3.3.3 疼痛作为未被满足医疗需求的“显性信号”

在中低收入地区，疼痛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感受，更是一种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显性信号”。当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因缺乏诊断而被忽视时，它们所引发的疼痛症状便成为患者与医疗系统之间最主要的连接点。然而，这种连接往往是低效和不足的。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疼痛诊疗能力薄弱，患者即使因疼痛就医，也可能无法获得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国家疼痛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樊碧发指出，二级医院对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有效率比三级医院低11.6%，这充分说明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在疼痛诊疗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因此，疼痛在中低收入地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潜在慢性病未被诊断 → 引发疼痛 → 基层医疗无法有效治疗 → 疼痛迁延不愈，甚至加重。这种状态下，疼痛成为了一个“警报器”，它持续地提醒着人们，在看似平静的健康表象之下，存在着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解决疼痛问题，不仅仅是缓解患者的痛苦，更是撬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支点，通过提升疼痛诊疗能力，可以带动整个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4. 中低收入地区疼痛治疗的多维落差

中国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治疗方面面临着系统性的多维落差，这种落差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的硬件和软件上，更贯穿于人才培养、药物可及性、患者就医行为和社会支持等各个环节。这些落差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疼痛的隐形贫困”的核心内容，使得中低收入地区的疼痛患者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和可及性的医疗服务。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结构性短板，到疼痛专科人才培养的长期困境，再到镇痛药物合理使用障碍和社区支持体系的缺失，每一个维度都凸显了当前疼痛管理体系在公平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的巨大挑战。

4.1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结构性短板是中低收入地区疼痛治疗落差的最直接体现。尽管国家大力推行分级诊疗制度，但基层医疗机构在疼痛诊疗方面的能力远未满足实际需求。这种短板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疼痛专科设置的严重不足，也涵盖了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和诊疗设备技术的落后。这些结构性问题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在面对慢性疼痛患者时，常常感到“有心无力”，无法提供有效的诊断和治疗，从而将大量患者推向上级医院，加剧了医疗资源的挤兑，也使得分级诊疗制度在疼痛管理领域难以真正落地。

4.1.1 疼痛科设置严重不足：超半数基层医院未设疼痛科

在中国，疼痛科的设置呈现出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大型三甲医院的态势，而在广大的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县、乡两级医院，疼痛科的设置严重不足。根据国家疼痛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樊碧发的介绍，尽管疼痛科收治的患者数量在逐年增加，但高达68.7%的患者最终选择在三级医院进行诊疗。这一数据背后，反映出基层医疗机构在疼痛诊疗服务供给上的巨大缺口。许多基层医院甚至没有设立独立的疼痛科，疼痛诊疗功能往往分散在骨科、神经内科、康复科等多个科室，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范。这种“碎片化”的服务模式，使得疼痛患者难以获得系统、全面的评估和治疗。疼痛作为一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体验，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管理，而基层医疗机构在组织架构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其服务能力的先天不足，无法满足慢性疼痛患者长期、连续的管理需求。

4.1.2 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六成以上基层疼痛科无专职医师

与疼痛科设置不足相伴而生的是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疼痛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师才能进行规范的诊疗。然而，在中国，疼痛专科人才的培养体系尚不完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党委书记王笑频指出，现有的医学本科教育中并未提供系统的疼痛专科课程，临床上也未广泛开展疼痛执业规范化培训，导致疼痛专业的医护及相关人才培养相对短缺。这种人才短缺的困境在基层尤为突出。许多基层医院的“疼痛科”甚至没有专职的疼痛科医师，而是由其他科室的医生兼职，他们对疼痛的病理生理机制、评估方法和治疗新技术缺乏深入了解。这种“无人可治痛”的局面，是基层疼痛服务能力不足的核心症结。没有专业人才，即使有先进的设备也难以发挥作用；没有专业人才，疼痛的规范化诊疗就无从谈起，患者的痛苦也难以得到根本缓解。

4.1.3 诊疗设备与技术的落后

除了组织架构和人才队伍的问题，基层医疗机构在疼痛诊疗设备和技术上的落后，也是导致治疗落差的重要因素。现代疼痛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诊疗设备，如用于精准定位的超声、CT、C型臂X光机，以及用于微创治疗的射频、等离子、臭氧发生器等。然而，这些设备价格昂贵，操作复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维护，对于许多经费紧张的基层医院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因此，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的疼痛治疗项目往往非常有限，大多局限于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简单的神经阻滞。对于一些复杂的、顽固性的慢性疼痛，如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基层医院往往束手无策。诊疗技术的落后，使得基层医生在面对疼痛患者时，治疗手段单一，疗效不佳，这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也打击了基层医生从事疼痛诊疗的积极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2 疼痛专科人才培养的困境

疼痛专科人才的培养是解决中国疼痛管理困境，特别是中低收入地区“无人可治痛”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当前中国在疼痛专科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着系统性的困境，这种困境贯穿于医学教育、在职培训和人才激励等多个环节。从医学院校教育的缺失，到基层医务人员知识更新的滞后，再到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每一个问题都制约着疼痛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个系统化、多层次、可持续的疼痛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4.2.1 医学教育体系中疼痛专科课程的缺失

中国疼痛专科人才培养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医学教育体系中疼痛专科课程的系统性缺失。目前，在中国的医学院校本科教育中，疼痛医学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必修或核心课程，相关内容往往分散在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外科学、麻醉学等多个学科中，学生难以形成对疼痛医学全面、系统的认识。全国政协委员王笑频明确指出，现有医学本科教育中未提供系统的疼痛专科课程教育，这是导致疼痛专业人才短缺的源头性问题。这种教育模式的后果是，医学生在进入临床工作前，对疼痛的复杂性、慢性疼痛作为一种独立疾病的概念、以及多模式镇痛等现代疼痛管理理念缺乏深入了解。当他们成为临床医生后，往往只能依靠零散的继续教育和临床经验来积累疼痛诊疗知识，知识体系不完整、不规范，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因此，将疼痛医学纳入医学院校的核心课程体系，是培养未来疼痛专科人才、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的基础性工程。

4.2.2 基层医务人员疼痛知识认知不足与不规范

由于医学教育阶段的缺失，以及后续在职培训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基层医务人员的疼痛知识普遍存在认知不足与不规范的问题。许多基层医生对疼痛的评估仍停留在“问一问、看一看”的初级阶段，缺乏使用标准化评估工具（如VAS、NRS等）进行量化评估的意识。在治疗方面，他们往往过度依赖传统的镇痛药物，对神经阻滞、微创介入等现代疼痛治疗技术了解甚少，甚至存在对阿片类药物的“恐惧症”，导致癌痛等重度疼痛患者的治疗严重不足。此外，对疼痛的多学科综合管理理念认识不足，往往只关注疼痛的生理层面，而忽视了其心理、社会因素，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这种知识上的短板，使得基层医生在面对复杂的慢性疼痛患者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提供科学、有效、规范的诊疗服务，这也是导致大量患者涌向大城市大医院的重要原因。

4.2.3 人才流失与基层留才难的恶性循环

疼痛专科人才培养困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人才流失与基层留才难的恶性循环。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空间、科研平台等方面与城市大医院存在巨大差距，导致优秀的疼痛专科人才难以被吸引到基层工作。即便有少数人才下沉到基层，也往往因为条件艰苦、平台有限而选择离开，形成了“招来女婿气走儿”的局面。近年来，医疗界普遍存在的“降薪”现象，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一份2024年的调研报告显示，超过57%的医务人员薪酬出现下降，且二三级医院的降薪比例高于一级医院。这种不稳定的职业环境和下降的薪酬待遇，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基层医疗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才的匮乏导致基层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能力不足又使得患者流失，患者流失导致医院收入下降，进而影响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的再投入，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从国家层面出台强有力的政策，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改善工作环境等多种方式，为基层“留住人、用好人”。

4.3 镇痛药物的可及性与合理使用障碍

镇痛药物是疼痛管理的基础和核心手段，其可及性与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疼痛治疗的效果和患者的福祉。然而，在中国中低收入地区，镇痛药物的可及性与合理使用面临着双重障碍。一方面，由于药品供应保障机制不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目录限制等原因，许多有效的镇痛药物，特别是阿片类强镇痛药，在基层难以获取。另一方面，由于医务人员和患者对镇痛药物认知不足，存在诸多偏见和误解，导致药物使用不规范，甚至不合理，影响了治疗效果，也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风险。这种双重障碍，使得许多疼痛患者，特别是癌痛等重度疼痛患者，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药物镇痛，其痛苦未能得到应有的缓解。

4.3.1 中低收入地区镇痛药物获取困难

在中低收入地区，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镇痛药物的获取困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困难首先体现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不完善。由于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药品配送网络不健全，导致许多药品，尤其是价格较高或需要特殊储存条件的镇痛药物，难以稳定供应。其次，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目录受到限制，许多在三级医院常规使用的镇痛药物，特别是强阿片类药物，并未被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目录。这使得基层医生即使想为患者开具这些药物也无能为力。此外，一些地区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过于严格，繁琐的审批和领用程序也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正常使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低收入地区镇痛药物的可及性远低于城市地区，许多患者不得不长途跋涉到大城市才能配到所需的药物，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也使得许多患者因此放弃了规范治疗。

4.3.2 基层医生对镇痛药物使用的认知偏差

除了药物获取的困难，基层医生对镇痛药物使用的认知偏差也是导致治疗不足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担心药物成瘾、呼吸抑制等副作用，以及对“药物滥用”问题的过度担忧，许多基层医生对阿片类镇痛药存在“恐惧症”，即使面对癌痛等重度疼痛患者，也不敢或不愿足量、规范地使用。他们往往倾向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等弱效镇痛药，或者使用一些疗效不确切的“辅助用药”，导致镇痛效果不佳。此外，对WHO三阶梯止痛原则等规范化用药指南的掌握不足，也使得他们在药物选择和剂量调整上缺乏科学依据，常常出现用药不足或用药过度的情况。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甚至延误病情。因此，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规范化用药培训，消除他们对镇痛药物的误解和恐惧，是提升基层疼痛治疗水平的关键环节。

4.3.3 癌痛等重度疼痛患者治疗不足

癌痛等重度疼痛患者的治疗不足，是镇痛药物可及性与合理使用障碍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癌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最痛苦的症状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然而，在中国，许多癌痛患者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镇痛治疗。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的药物获取困难和医生认知偏差，另一方面也与患者及家属对阿片类药物的误解和恐惧有关。许多患者和家属担心“上瘾”，宁愿忍受剧痛也不愿使用阿片类药物。这种“忍痛”文化和对药物的偏见，使得许多本可以通过药物得到很好控制的疼痛，变得迁延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心折磨。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服务的严重缺乏，许多晚期癌症患者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疼痛控制，只能在痛苦中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伦理问题，它拷问着我们的医疗体系是否能够为每一个生命提供有尊严的关怀。

4.4 患者就医行为与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

除了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的短板，患者自身的就医行为以及外部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也是构成中低收入地区疼痛治疗落差的重要维度。经济负担、交通不便、对疼痛的错误认知以及社区康复指导的空白，共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许多疼痛患者困在“忍痛”的困境中。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患者即使面对可及的医疗资源，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或不愿充分利用，从而导致疼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进一步加剧了“疼痛的隐形贫困”。

4.4.1 经济负担与交通不便导致的就医延迟

对于中低收入地区的居民而言，经济负担和交通不便是导致其就医延迟的两个最主要障碍。慢性疼痛的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需要多次往返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和康复，这对于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但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以及目录外药品和诊疗项目的存在，仍然使得许多患者需要自付相当比例的费用。此外，从偏远的农村地区到县城或城市的医院，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对于行动不便的疼痛患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折磨。这些经济和物理上的障碍，共同导致了就医的延迟，使得许多本可以在早期通过简单干预控制的疼痛，发展到难以逆转的慢性化阶段，不仅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和成本，也给患者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4.4.2 患者对疼痛的“忍耐文化”与错误认知

在中国，特别是中低收入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疼痛的“忍耐文化”。许多人将疼痛视为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将其与坚强、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观念使得许多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不愿意因为“一点小痛”而麻烦家人或花费金钱去就医。此外，对疼痛的错误认知也十分普遍。许多人将慢性疼痛简单地等同于“风湿”、“劳损”，而未能意识到这可能是某种严重疾病的信号。对镇痛药物的恐惧和误解也根深蒂固，许多人认为“是药三分毒”，担心长期服用镇痛药会“伤身体”或“上瘾”，因此即使医生开具了处方，也可能不遵医嘱服药。这些错误的认知和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患者寻求和接受规范治疗的意愿，使得疼痛问题在个体层面被长期忽视和延误。

4.4.3 社区支持与康复指导体系的空白

在疼痛的长期管理过程中，社区支持与康复指导体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中国，这一体系的建设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疼痛，特别是慢性疼痛，不仅需要医院内的治疗，更需要出院后在社区和家庭的持续管理和康复。患者需要学习如何进行自我疼痛评估、如何正确使用药物、如何进行功能锻炼、如何调整生活方式等。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社区缺乏为疼痛患者提供专业指导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在逐步推进，但许多家庭医生本身也缺乏疼痛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社区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患者在离开医院后，往往处于“无人管、无人问”的状态，治疗依从性下降，疼痛容易复发或加重。建立一个覆盖医院、社区、家庭的“三位一体”疼痛管理网络，为患者提供连续、全程的管理和支持，是弥补当前治疗落差、提升疼痛管理整体效果的必然要求。

5. 政策突围：构建公平可及的疼痛综合管理体系

面对中国中低收入地区疼痛管理的严峻挑战和系统性落差，亟需从国家层面进行政策突围，构建一个公平、可及、高效的疼痛综合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部门的努力或零散的修补，而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整合宏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培养、医保支付创新、药物可及性保障以及患者教育等多个维度，形成政策合力。通过战略引领、夯实基础、破解难题、提供保障、平衡需求、提升素养等多措并举，逐步弥合城乡和区域间的疼痛治疗鸿沟，让“疼痛的隐形贫困”不再成为中国健康公平的绊脚石。

5.1 宏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

宏观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是破解疼痛管理困境的根本保障。这需要将疼痛防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为疼痛综合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向和政策支持。核心在于将疼痛防治纳入国家慢性病防治的整体框架，明确其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定位，并通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区域医疗中心的诊疗能力，从而系统性地解决疼痛管理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5.1.1 将疼痛防治纳入国家慢性病中长期防治规划

将慢性疼痛防治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慢性病中长期防治规划，是提升疼痛管理战略地位的关键一步。全国政协委员王笑频在提案中明确建议，应将疼痛防治作为国家卫生防控的优先发展领域。慢性疼痛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其高患病率、长病程和高致残率，使其完全符合慢性病的特征。将其纳入国家慢性病防治体系，意味着疼痛管理将获得与其他重大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同等的政策关注、财政投入和资源配置。这有助于建立并加强全国性的疼痛防治监测和评估工作，系统评估疼痛防治领域的服务需求、技术创新、绩效和政策，形成监测、评价、决策、应用的管理闭环，从而推动疼痛防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

5.1.2 深化分级诊疗制度，明确疼痛管理在各级医疗机构的职责

在深化分级诊疗制度的进程中，必须明确将疼痛防控内容纳入其中，构建一个分工明确、上下联动的疼痛诊疗服务网络。王笑频委员建议，应通过不断完善疼痛诊疗服务模式，尽快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目标。具体而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应承担疼痛的初步筛查、评估、健康教育和常见轻中度疼痛的诊疗，以及重度疼痛患者的稳定期管理和康复指导。二级以上医院则负责复杂、顽固性疼痛的诊断和治疗，并为基层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通过建立疼痛专科医联体，鼓励社区医院加入，可以有效带动基层疼痛学科的发展，让广大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连续的疼痛管理服务。

5.1.3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区域医疗中心疼痛诊疗能力

为了弥补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疼痛诊疗能力上的差距，必须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鼓励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或专科联盟。例如，南京市八卦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疼痛科，正是依托鼓楼医院、栖霞区医院疼痛科团队的支持，才得以综合使用中西医结合的多种方法治疗各类疼痛疾病，并创新性地开展了超声引导下注射等特色技术，取得了80%以上的疼痛有效缓解率。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通过专家定期到基层坐诊、手术、查房，以及远程会诊、在线培训等方式，可以将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输送到基层，快速提升区域医疗中心的疼痛诊疗能力，从而缓解患者跨区域就医的压力。

5.2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夯实疼痛管理网络基础

基层是疼痛管理的主战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是解决疼痛问题的核心环节。通过标准化建设、适宜技术推广和试点引领，可以逐步夯实疼痛管理的网络基础。

5.2.1 推广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以点带面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旨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疼痛综合管理模式。这些试点工作应重点向中低收入地区倾斜，通过在试点医院建立标准化的疼痛诊疗流程、多学科协作机制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区域内的其他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从而整体提升区域的疼痛管理水平。试点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践依据，避免“一刀切”式的改革，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5.2.2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疼痛科标准化建设

针对基层疼痛科设置严重不足的问题，应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疼痛科的标准化建设。这包括明确疼痛科的设置标准、人员配备要求、设备配置清单以及诊疗规范。例如，可以借鉴山东省威海市的经验，通过出台新规，放宽基层医疗机构设立疼痛科的限制，并提供“上门指导”和“网络预审”等便利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疼痛科。同时，应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为其配备必要的诊疗设备，如冲击波治疗仪、红外偏振光治疗仪等，使其具备开展基本疼痛诊疗服务的能力。通过标准化建设，可以确保基层疼痛科的服务质量和安全，为患者提供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服务。

5.2.3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广针灸、推拿等适宜技术

中医药在疼痛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其“简、便、验、廉”的特点尤其适合在基层推广。全国政协委员王笑频特别强调，应发挥中医特色，提升疼痛综合防控水平。基层医疗机构应大力推广针灸、拔罐、推拿、刮痧、中药外敷等中医适宜技术，并将其与现代康复医学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疼痛综合治疗方案。例如，香港浸会大学整理的基层中医疼痛护理技术，就包括了腕踝针、耳穴疗法、四黄水蜜外敷、粗盐炒五子散热敷等多种简便易行的方法。通过系统培训和实践指导，让基层医生掌握这些技术，不仅可以丰富治疗手段，提高疗效，还能降低治疗成本，减轻患者负担。

5.3 疼痛专科人才培养：破解“无人可治痛”的难题

人才是疼痛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破解基层“无人可治痛”的难题，必须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5.3.1 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疼痛医学教育体系

必须从医学教育的源头抓起，将疼痛医学系统性地融入医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设立必修或选修课程，确保所有医学生都能掌握疼痛管理的基础知识。在毕业后教育阶段，应将疼痛医学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内容，并设立疼痛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培养高层次的疼痛专科人才。同时，鼓励医学院校开设疼痛医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开展疼痛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为疼痛医学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5.3.2 实施基层全科医生疼痛诊疗能力专项培训计划

针对当前基层医务人员疼痛知识普遍缺乏的现状，应由国家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基层全科医生疼痛诊疗能力专项培训计划。该计划应面向所有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医生和护士，内容应紧密结合基层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常见疼痛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疼痛评估方法、WHO三阶梯止痛原则、常用镇痛药物的使用、阿片类药物的规范化应用、以及中医适宜技术等。培训形式可以多样化，包括集中授课、线上学习、临床实践、远程指导等。通过系统、持续的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疼痛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

5.3.3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服务基层

要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疼痛专业人才在基层工作，必须建立有吸引力的人才激励机制。这包括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使其收入水平与工作负荷和技术价值相匹配；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向长期服务基层的医务人员倾斜；为他们提供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的机会，保障其职业发展的通道；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让基层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就人才的沃土。

5.4 医保支付方式创新：为疼痛管理提供经济保障

医保支付是医疗服务的重要指挥棒。通过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可以有效引导医疗资源向疼痛管理领域倾斜，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5.4.1 探索将慢性疼痛管理纳入按人头、按病种付费

传统的按项目付费方式容易导致过度医疗，不利于慢性病的长期管理。应积极探索将慢性疼痛管理纳入按人头付费（Capitation）或按病种付费（DRG/DIP）等打包付费方式。例如，可以针对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DPNP）等特定病种，设立专门的支付标准，激励医疗机构提供从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服务。按人头付费则可以将医保基金预付给基层医疗机构，由其负责管理特定区域内参保人的疼痛问题，从而激励其做好预防和早期干预，降低总体医疗成本。

5.4.2 优化镇痛药物的医保报销目录与支付标准

应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及时将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的创新镇痛药物纳入报销范围。例如，国家医保局在评估富马酸泰吉利定注射液时，就充分考虑了其作为国产1类新药的创新性、安全性以及患者和医保基金的可负担性，其日治疗费用仅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8%，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性。对于纳入目录的镇痛药物，应根据其临床价值和成本效益，制定合理的支付标准，既要保证患者的用药可及性，又要控制医保基金的支出风险。同时，应简化报销流程，方便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能直接结算。

5.4.3 支持“互联网+疼痛管理”等新型服务模式的医保支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疼痛管理”等新型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如远程会诊、在线复诊、居家监测、康复指导等。这些模式可以有效打破地域限制，将优质的疼痛管理服务延伸至偏远地区。医保部门应积极研究并出台相关政策，将这些符合规定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明确支付标准和结算方式，为新型服务模式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疼痛管理服务需求。

5.5 镇痛药物可及性与合理使用：平衡安全与需求

在保障镇痛药物可及性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其合理使用的监管，平衡好满足患者需求与防范药物滥用的关系。

5.5.1 完善镇痛药物供应保障机制，确保基层医疗机构用药

应建立健全镇痛药物的供应保障机制，确保基层医疗机构能够配备足量的、不同阶梯的镇痛药物。可以通过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和配送体系，降低药品价格，保障药品供应。同时，应简化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镇痛药物的审批流程，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壁垒。对于临床必需但使用量小的特殊镇痛药品，可以建立区域性储备和调剂机制，确保患者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

5.5.2 加强医务人员规范化用药培训，推广WHO三阶梯止痛原则

合理用药的关键在于人。应加强对各级医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医生的规范化用药培训，使其熟练掌握WHO三阶梯止痛原则等科学、权威的疼痛治疗指南。培训内容应包括疼痛的评估方法、药物的选择与剂量滴定、不良反应的识别与处理、以及患者教育等。通过持续的培训，纠正医务人员对镇痛药物，特别是阿片类药物的偏见和恐惧，提高其规范化用药的意识和能力，确保患者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镇痛药物。

5.5.3 建立镇痛药物使用监测与评估体系

为了防范药物滥用，应建立全国统一的镇痛药物使用监测与评估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对镇痛药物的处方、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异常用药行为，并进行预警和干预。同时，应定期对镇痛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其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和成本效益，为药品目录调整、临床指南修订和医保支付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5.6 患者教育与社区支持体系构建：提升全民疼痛素养

提升全民的疼痛健康素养，构建完善的社区支持体系，是实现“无痛人生”的社会基础。这需要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共同努力。

5.6.1 开展全民疼痛知识普及教育，消除认知误区

应将疼痛知识纳入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开展疼痛科普教育。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社交媒体等平台，制作和传播通俗易懂、科学权威的疼痛科普内容，向公众普及疼痛的基本知识、常见误区、就医指南和自我管理方法。特别要强调疼痛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而不是一种需要忍受的症状，鼓励患者在出现疼痛时及时就医。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吴敬也表示，开展系列疼痛健康科普教育活动，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和疼痛防治意识，是满足群众卫生服务需要的重要举措。

5.6.2 建立疼痛患者自我管理支持小组与社区康复网络

应在社区层面建立疼痛患者自我管理支持小组和康复网络。可以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或患者组织，定期组织患者开展经验分享、健康讲座、康复锻炼等活动。通过患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鼓励，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疼痛带来的身心挑战，提高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同时，应将疼痛康复服务纳入社区康复体系，为疼痛患者提供便捷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心理咨询等服务，帮助他们恢复功能，重返社会。

5.6.3 利用数字化工具提供远程咨询与康复指导

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为疼痛患者提供远程咨询、病情监测和康复指导服务。可以开发专门的疼痛管理APP，让患者可以方便地记录疼痛日记、接收用药提醒、学习康复知识、并与医生进行在线沟通。医生可以通过远程平台，实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这种“互联网+”的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基层医疗资源的不足，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6. 结论与展望

6.1 核心结论总结

本报告通过对中国中低收入地区疼痛疾病谱、治疗落差及政策突围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疼痛的隐形贫困”是一种深刻且普遍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它集中体现为中低收入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疼痛疾病谱上的“镜像”现象，即前者以疼痛症状为主要报告，而后者则以确诊的慢性病为主。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城乡及区域间巨大的“诊断鸿沟”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平等。
中低收入地区在疼痛治疗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多维落差。这一落差贯穿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疼痛专科人才培养、镇痛药物可及性、患者就医行为及社会支持体系等各个环节，共同构成了患者难以逾越的“治疗鸿沟”，使得数以亿计的慢性疼痛患者长期处于“无人可治、无药可医、无处求助”的困境。
破解“疼痛的隐形贫困”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政策突围。单一的政策或局部改良已无法解决问题，必须从宏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基层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培养、医保支付创新、药物保障和患者教育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公平、可及、高效的疼痛综合管理体系。

6.2 未来研究方向

为更深入地理解和解决“疼痛的隐形贫困”问题，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精确评估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慢性疼痛的患病率、疾病谱、危险因素及经济负担，为政策制定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
深入研究疼痛的社会决定因素：系统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居住环境、职业暴露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疼痛的发生、发展和治疗结局，探索社会干预在疼痛管理中的作用。
评估疼痛管理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对不同的疼痛管理模式（如社区康复、远程医疗、中西医结合等）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医保支付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疼痛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移动健康应用等数字化工具在疼痛评估、监测、干预和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化疼痛管理解决方案。

6.3 政策倡议与行动呼吁

基于本报告的分析，我们向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发出以下倡议：

致政策制定者：请将疼痛防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尽快将其纳入国家慢性病中长期防治规划。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完善疼痛专科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创新医保支付方式，确保镇痛药物的合理可及与规范使用。
致医疗卫生机构：请加强疼痛科的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广疼痛综合管理试点经验。重视基层医务人员的疼痛诊疗能力培训，建立多学科协作的疼痛管理团队，为患者提供全程、连续的综合性服务。
致学术界和科研人员：请加强对疼痛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投入，特别是在疼痛机制、新型镇痛药物和微创介入技术等领域。积极开展疼痛相关的社会科学与卫生经济学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致社会公众和媒体：请共同努力，消除对疼痛的误解和偏见，破除“忍痛文化”。通过广泛的科普教育，提升全民的疼痛健康素养，鼓励患者在出现疼痛时及时、主动地寻求专业帮助，共同营造一个理解、关爱疼痛患者的社会氛围。

免除疼痛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疼痛管理的公平可及是“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 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破解“疼痛的隐形贫困”，为亿万疼痛患者带去希望和尊严。

注：韩松医生为响应2025年世界疼痛日“关注中低收入地区的疼痛管理、研究及教育”的主题，利用kimi生成本文并修改，内容仅供读者参考。